修遠基金會研究中心

社會整體結構的變化

如果說建國后的第一個30年里,我國社會結構從多元的社會群體收攏到了一元的國家系統,那么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二個30年就是社會結構重組、從一元系統重新分化為多元群體的過程。改革開放以前,我國曾經有“四大階級(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或“兩個階級一個階層(工人階級、農民階級與知識分子)”的說法,今天已經完全不適用。不僅原有的農民、工人、知識分子階層發生了變化,還產生了一些新的社會階層。房寧指出,如果按職業來劃分,中國當下的社會結構可以分為“三老三新”六大群體:“三老”包括:干部、國有企事業單位的干部職工、務農的農民;“三新” 包括民營企業家、城市中產階層、農民工。李強指出,在整體結構上,我國正在從2000年的“倒丁字型”社會結構轉變為“土字型”。這種社會結構的構型說明兩點:一、中產階層所占比例明顯上升;二、中下層群體所占比例依然比較大。因此,如果按經濟收入,可以劃分為:高收入層、中等收入層、中低收入層和貧困群體。在各階層的比例上,高收入層歷來很小;中等收入層(包括其家庭成員)占總人口的26%—28%,規模有3億左右;中低收入層迅速擴大,包括廣大的農民工群體;貧困群體到2020年將會脫貧,但還會有新的貧困標準,相對貧困會長期存在。

社會階層的劇變是我國80年代以來工業化和市場化進程的產物。80年代以來,我國產業結構發生了根本改變。1980年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僅為20.6%,就業占比13.0%。到2017年,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為51.6%,就業占比達到44.9%,人數為3.4億人。這一產業結構的轉型催生了一大批教育水平較高、具有專業知識技能的中產階層隊伍。民營企業家階層則是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與完善逐漸成長出來的。自1982年憲法規定保護個體經濟的合法權益起,私營經濟迅速發展,至2017年底已占到我國GDP的60%以上,吸納了90%的新增就業,每年貢獻50%以上的稅收 。而農民工群體的產生,是城鄉兩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一方面是農村實行包產到戶釋放出大量剩余勞動力,另一方面是城市工業化創造了大量就業崗位。近年來由于工廠制造業規模開始縮減,農民工的就業結構也轉向了第三產業(交通運輸、倉儲、物流、家政、修理等)。

改革開放后一個重大的變化,是單位制的瓦解導致的體制內和體制外的分化。在計劃經濟體制內的組織架構之外,逐漸生長出了一個體制外的市場體系。40年來,體制外組織人數大幅上升,體制內人數大幅減少(根據李春玲教授的調查,目前大約是體制外82%,體制內17%);在生產總值的占比中,國有和集體所有制企業也降到小部分,而體制外的民營企業則占大部分。張靜認為,雖然社會現實已經發生了這樣的變化,但是在制度上,國家組織所囊括、所聯系的,依然只是體制內的小部分人群。占主體的體制外人群沒有組織依靠,也沒有制度化的通道來代表他們的利益、回應他們的問題、解決他們的訴求。也就是說,現階段中國的社會結構是在社會體制改革滯后的情況下自發形成的,體制沒能把握和及時跟進社會結構的劇烈變動。這樣與現實脫節的組織架構,導致了體制內外群體之間制度性的不平等,影響了社會的整合,也給國家的基層治理造成了困難。

另一個重大變化是城鄉差異的擴大。由于改革開放后城鄉二元的政策隔離繼續存在,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差距不斷擴大,人均收入差距長期維持在兩倍多,2000年后升到三倍多。這個比例在發達國家,大致是農民收入與城市居民1:1.5,日本則達到了1:1。李強指出,2017年,城鄉人均收入差距從過去十幾年維持的三倍多下降到2.71,這是因為有一部分農民依靠土地拆遷提高了收入。這一方面縮小了城鄉差距,另一方面又使農村問題復雜化。以前政府通過市民化來解決農村問題,但現在很多農民不愿意市民化。他們在地方土地確權后還占有土地,并且把地權股份化了,農民都成為股份持有者,獲得了很大利益。然而,這主要是在離大城市比較近的農村,邊遠的農村依然比較貧窮。

熊易寒認為,1994年是我國社會結構變動的一個節點。在1949年到1994年之間,中國社會基本是扁平化的,收入差距非常小。1981年的基尼系數是0.288,1993年也只是0.35左右,貧富差距非常小。其次,這期間不同階層是混居的,比如學校的校長和后勤人員住在一個單位社區里,只是樓層和房間大小的差別。第三,這一階段的消費也以中低消費為主,恩格爾系數很高。在1994年之后,中國逐漸形成了一個精細分層的社會。首先,收入和財產的差距迅速擴大,2009年的時候,收入基尼系數約為0.49或0.5,財產基尼系數則達到了0.739。因此,現在的社會分層主要是由財產作為決定性因素,工資收入已經不那么重要。其次,由于住房商品化和房地產業的發展,不同階層之間形成明顯的居住隔離。第三,消費社會和不同階級之間消費的區隔也逐漸形成。

雖然社會的階層分化越來越明顯,但李強認為,目前整個社會的流動態勢良好,底層群體縮小,中下層有所擴大,社會地位整體上升。按照代際流動來算,總的流動率也超過0.5,不比美國低。所以應該肯定,今天的中國社會還是很有活力的。市場化改革和工業化發展成功釋放出了可觀的社會流動空間,逐漸形成了現代社會的流動機制;而廣泛流傳的“官二代、富二代”的例子只是少數,無法說明中國社會整體的階層固化。但與此同時,數據也顯示目前跨階層的流動很少,一個人只能流動到附近的階層,要想跨越附近階層流動到更高階層去很困難。

新時代具有代表性的兩大新興階層

放眼世界,我們會發現許多后發現代國家發生的社會變遷與政治轉型,比如近年來的顏色革命或上世紀末的民主化運動,其實都是由工業化進程中出現的新興社會階層的政治參與帶來的。這是因為新興社會階層在原有的社會權力結構中缺乏地位,必須不斷試圖嵌入已有的權力結構,不斷與已有的階層協調、契合、整合利益關系來實現自身的發展壯大。與此比照,中國社會大量已經發生、正在發生、將要發生的政治問題,也都與中國工業化進程中產生的新興階層的社會嵌入與整合密切相關。本節就聚焦于中產和企業家這兩個新興階層,試圖在市場化與工業化的背景下呈現他們的發展歷程、現狀以及未來動向。

(一)中產階層

中國的中產階層是在改革開放以來的工業化進程中,隨著產業結構由工業化初期階段進入中后期階段應運而生的。李強認為,中產比例的明顯上升是改革開放40年來的巨大社會進步,它意味著底層向上流動空間的擴大以及社會整體結構比例向土字型結構的轉變。這一轉變的意義在于,當越來越多的社會成員處于中間階層時,貧富差距縮小,政策的資源分配也可以照顧到更廣大的人民群眾。這一轉變的實現主要依靠三大機制。第一是高等教育的普及。高校是培育中產階層的搖籃。目前,我國每年有近800萬大學畢業生,十年就是8000萬。第二是市場機制。根據人口普查數據,職業地位上升人數最多的不是通過教育渠道,而是通過市場渠道。這是下層中國人地位上升的最常見的渠道。第三是職業技術渠道,即廣大勞動者通過提高自己的職業技能和技術等級而實現地位上升。但目前在我國2.7億農民工中,“有技術、無地位”問題依然比較突出。

中產群體是新時代我國所急需的高端要素的人格化代表,也是我國未來產業升級和消費升級的中堅力量。在可預見的將來,隨著經濟轉型和技術發展,中產階層還將繼續擴大,成為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的中堅力量。然而,我們也應該看到中產群體的一些脆弱性。熊易寒認為,在經濟收入上,中產階層雖然有房有車,擁有體面的財產,但可支配現金不多,主要靠透支解決問題;在社會階層上,由于股市的風險、房市的壓力、通貨膨脹和經濟增長放緩,中產階層向下流動的可能性一直存在,這導致了許多人的地位焦慮;在水平流動的能力上,由于就業和生存的壓力,廣大中下層中產階層對所供職的企業有較強的依賴性,所以他們用腳投票的能力既比精英低也比底層低。以上這些狀況的改善,歸根結底要通過產業結構的調整來實現。只有通過持續的經濟增長與產業升級來不斷打開新的中高端就業需求,才能從根本上改善中產階層的收入,給中產階層以信心,并賦予他們更大的選擇空間。否則,即使高等教育每年培養大批中產階層的新成員,如果缺少相應的中高端產業,也會積累出一批有知識、有技能但沒工作的“偽中產群體”。

中產階層在意識形態上呈現較為多元的樣態。熊易寒指出,受到西方政治思潮的影響,自由主義者占了中產群體的大部分,但現在左翼思想也有一定的影響。一般來說,左翼思想在底層影響更大,在中層影響相對較小。跟底層相比,中產的民族主義更溫和些。但總體來說,中產的意識形態是比較雜糅的狀態,在有些議題上偏左、有些議題上偏右,有些議題則靠中間,很多時候缺乏清晰的、一貫的立場和利益訴求。如果說自由主義和左翼/民族主義是中產階層意識形態的“面子”,那么“底子”則是發展主義,而這恰恰是去意識形態化的。也就是說,在經濟發展的議題上,中國的中產階層內部存在一個跨越意識形態分歧的共識。

中產階層是網絡輿論空間的核心主體,在社會上擁有較大的話語權。由于中產群體普遍具有一定的經濟基礎和教育水平,他們開始關心更廣泛的社會議題,如金融市場、食品安全、教育平等、環境污染等,并積極做出反思、批判,甚至轉化為集體行動。雖然在日常狀態下,他們一般比較保守,只關心房子、孩子這類事情;但一旦利益受到實質性損害,他們就會表現出較強的集體行動能力,將生活壓力轉化為有組織的群體訴求。因此,中產階層雖然在一般認識上是社會結構的穩定力量,但他們較強的組織動員能力也使他們在一些時刻會成為不穩定因素。

(二)民營企業家

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民營經濟飛速發展。民營企業以其靈活、創新、高效的特點,與國有企業互補共生,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注入了活力。民營企業家群體也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壯大,成長為一個在自我認同、政治訴求、經濟地位和社會功能上均有別于其他階層的獨立階層。然而,由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的迅速變遷,最早的50后、60后企業主與第二代 70后、80后企業主有著截然不同的成長和創業經歷,這導致了他們在以下諸多方面存在巨大差異:

首先,第一代民營企業家大多有過在體制內工作的經歷,改革開放之后才“下海”經商;而第二代民營企業家則大多缺乏在體制內工作的經歷,從學校畢業后就直接開始創業或繼承家族企業。有研究指出,這一代際更替大致以2005年為界。2005年之前,曾在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工作過的人,是中國民營企業家的主要來源;自2005年開始,這類人員的比例有了明顯下降,而從未在體制內工作過的人,成為民營企業家的主要來源;只有大企業的企業主還主要來自體制內下海或改制。

其次,第二代企業主的受教育程度大多比改革開放前成長起來的第一代企業主更高。他們不但接受過完整的學校教育,而且可能還有海外留學的經歷。這導致不同世代的民營企業家在產業選擇、經營理念、社會責任感等諸多方面的差異。從產業選擇來看,90年代從體制內下海的第一代企業家主要是實業家、地產商,而自1998年起,馬云、馬化騰、張朝陽等第二代企業家則開啟了互聯網創業的大潮。直至今天,新一代創業者仍然更傾向選擇互聯網新經濟而非傳統產業。另外,新一代企業主的社會責任感也更強烈,參與并支持了近年來大量公益組織的發展。

再次,第二代企業主對政府的主要訴求從要求改革政治體制轉向了要求參與產業政策制定。第一代民營企業家是“50后”與“60后”,他們成長于改革開放之前,不但目睹了計劃經濟的諸多弊端,而且親歷了非公經濟人士所受到的政治影響。因此,他們當中很多人傾向于多黨輪替的西方式民主。雖然改革開放的契機使他們取得了可觀的商業成就,但并沒有改變他們在成長階段就形成的意識形態。相反,第二代民營企業家最重要的成長記憶并不是政治運動的沖擊所造成的社會動蕩,而是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在這一環境下成長起來的新一代企業主,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一定的制度自信。他們主要關注的是經濟體制、產業政策、法制建設等影響民營企業經營環境的因素。尤其在產業政策上,民營企業家對當下行政主導的產業政策制定模式感到不滿,希望能夠參與產業政策制定。

在中國社會迅速變遷的大背景下,新的民營企業家群體的代際更替還將繼續發生。下一代企業家的誕生,將會依托在中國未來幾十年產業轉型升級的大方向上。根據十三五規劃,2020年中國戰略性新興產業(信息技術、高端制造、生物、綠色低碳、數字創意等)的增加值占GDP比重將達到15%。截至2017年11月,中國新經濟占整體經濟投入的比重已達30.2%(包括戰略性新興產業)。中國民營企業500強中,已有約400家企業投身于戰略性新興產業(新能源產業、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生物產業等)。今天的新一代青年企業家普遍擁有專業知識儲備與國際視野,對這些新產業、新技術、新業態有著敏銳的嗅覺,積極搶占新經濟發展的先機,是中國未來新型工業化的先鋒隊。

新時代社會結構的內在矛盾與演變趨勢

回顧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歷史,我國社會結構經歷了一次次起伏變動。不僅一個階層的內部構成一直處于流動變化之中,而且每個階層整體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也會隨著政治環境與經濟基礎的變化而上升或下降。這種社會結構的不穩定性是社會焦慮情緒和矛盾沖突的直接來源。要理解其來源和演變趨勢,我們必須將其放置在更廣闊的全球化眼光和更長遠多歷史視野中。

從宏觀歷史來看,農業社會相對緩慢的技術進步和生產變革,使得中國的“士農工商”等級結構或歐洲的“貴族-平民”等級制結構長期延續,也使得人們將這種社會結構的穩態視為某種理所應當的“必然”。但工業革命以來,技術進步和生產變革的速度以幾何級數提升,生產力發展的巨大力量對社會結構的強烈沖擊使人們感到“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農民階層縮小,市民和工人階層崛起,成為了18、19世紀歐洲的“新常態”。20世紀后半期以來,新的信息技術革命、經濟全球化與金融一體化又將帶來新一輪“大洗牌”。而且,這場變革比以往更能超越特定地域的限制,可以快速滲透到全球范圍,變化的速度也遠超以往。在它的影響下,不僅是中國,全球范圍內許多國家的社會結構都面臨著變動、瓦解或重塑。即使是美國這樣超級發達國家,我們也看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制造業的跨國轉移使得美國社會中下層的就業與收入每況愈下,而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與經濟結構的金融化則使IT界和金融界精英不斷獲利。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以及特朗普的當選,都是這種內部社會結構變動中出現的新現象。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中國的社會結構也將迎來一系列新問題。

未來30年里,在新的全球化進程與技術革新推動下,原有社會結構中的新的社會階層可能會出現變化。對于農民工階層來說,未來中國的產業升級將會壓縮低端制造業的就業空間,機器人技術的發展也正在逐步取代制造業、倉儲業、物流業等行業中一些勞動密集型的崗位。再加上美國對中國制造業出口的制裁,這些趨勢都將影響農民工群體的就業與收入。民營企業家會是未來幾十年里中國社會的代表性精英群體,也是中國新型工業化的主力軍。但能否應對國際經濟政治形勢的多變、對最新的技術變革保持敏感、積極占據高端價值鏈,則是企業家群體面臨的一大挑戰。

在此過程中,中產階層對自身地位的不穩定性最為敏感。中產階層的基本收入依賴于企業雇傭,一旦發生產業結構調整或全球經濟變動,他們將受到很大沖擊。社會上層往往可以依靠自身積累的社會資源和資本優勢來應對沖擊,甚至與新興技術精英、產業精英結盟,形成新的壟斷結構;而底層則已“沒有什么可失去”。只有中產階層既要維持體面的地位,又缺乏上層精英的抗打擊能力。他們往往是舊產業結構中的中層就業者,很難跟上新知識、新技術和新產業的發展,從而在席卷全球的技術革命中與舊產業、舊結構一起喪失了主動權。

我們必須意識到,中國目前的社會流動主要是從底層向中下層的流動,而上層有固化的危險,中層有下滑的危險。促進社會流動不能僅靠短期提高社會福利,更關鍵的是必須提高經濟的活躍度,依靠產業系統升級的強大物質支持。只有產業持續升級,才能釋放出規模更大、技術要求更高的崗位,才能真正塑造出強有力的社會中層,并促進全社會技術、知識、創新的進步。沒有工業體系的發展,社會資本就會從產業領域轉向投機行業,導致更為嚴重的資本集中和階級固化。沒有工業化持續發展作支撐的社會福利政策,只是暫時緩解社會問題的麻醉劑,無法長期維持。因此,未來幾十年里,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走新型工業化路線,以深厚的工業基礎為依托,依靠產業升級來創造出更多具有發展前景的職業崗位,重塑中國社會的流動性,建立并維持一個與生產力發展相匹配的有活力的社會結構。

(2018年8月22日,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統一戰線高端智庫與《文化縱橫》雜志社共同舉辦“社會結構變遷與新時代統一戰線理論政策研究”學術研討會,房寧、潘世偉、李強、景躍進、張靜、熊易寒、酈菁、余亮、呂鵬、楊平等專家學者出席會議,修遠基金會研究中心在整理會議發言紀要的基礎上撰寫了本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