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錦清

從全球范圍看,中國崛起與中華文明的復興是21世紀最重大的變化。

2002?2010年,一方面,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中國國內輿論處于“狼來了”、“與狼共舞”的驚慌之中,另一方面,中國GDP高速且平緩增長,連續超過英、法、德、日,這一現象激起了國內外學者對中國“何時超美”的預測。在一些西方著名學者與智庫的預測中,中國在“最近的未來”GDP超過美國“已無懸念”。

我在這里僅舉幾個例子:

英國著名經濟史學家麥迪遜在《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一書中認為:“中國可以在2015年前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其他一些歐美學者也有類似的預測。英國的《經濟學人》雜志刊文預測中國“未來時點”是2018年;經濟學家卡爾森、霍蘭德預測的是2020年;首創“金磚四國”概念的前高盛資產管理部主席吉姆·奧尼爾的預測是2027年。顯然,近10年來,關注中國發展前景與東西方戰略地位變動的歐美學者,爭議的中心已不是“中國能否超美?”更非“何時崩潰”,而是“何時超過美國?”

對于這樣的問題,國內大部分學者也基本持相同觀點。不同的是,國外一般以“中國崛起”來描述這樣的狀況,在國內,近些年我們一般以民族復興來指稱——復興的意思是說,我們民族通過現代化的努力,要努力回復到原來曾經有的國際位置。當然,國內也還有一部分知識界不認同這個觀點。

在我看來,在維持國際和平與國內政治穩定的條件下,在未來10年或20年內,實現鄧小平第三步發展戰略(即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GDP總量接近或者超過美國),是完全可能的。但對其“意義”的判斷與理解,則需十分謹慎。

文明復興是帶有自己語言的復興

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從西方的視角來看中國的話,他們怎么理解中國的崛起?

美國學者薩布雷曼在《黯然失色:生活在中國經濟統治的陰影之下》一書中表示:“中國將在相當短時期內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這將是自工業革命以來第一次出現相當貧困國家成為最大經濟體的現象。”

因而,首先我們要理解,對于西方世界來說,中國的塊頭太大,人口規模也太大。

我們是個由13多億人(接近14億人)組成的多民族國家,而這13億人中,又是以漢族為主導的。對比一下西方世界,歐美人通過500年的奮斗,盡力擴展自己的范圍,但在這500年過程中崛起的國家體量都比較小。葡萄牙崛起的時候人口大概100萬,荷蘭崛起的時候人口大概也是100多萬,西班牙是四五百萬人口,英國崛起時核心的英格蘭區域也是500萬,法國人口多一點,大概有2000多萬,到了19世紀,增長到3600萬人口。總的來說,歐洲諸國只是百萬和千萬級別的國家。因而,500多年的發展下來,即使后來有俄羅斯、美國這樣的超大國家,總的來說覆蓋人口滿打滿算不超過10億,而且,這10億人口分散到四十幾個國家,也不團結。中國則是屬于10億級別人口規模的。因而,從這些國家的經驗來看,這樣一個超10億人口規模的經濟體的崛起,必然要改變全球的整個資源配置,也必然會改變整個全球的格局。

這樣的人口數量與面積直接影響到原來奠基于西方國家崛起經驗的判斷。這個體量的人口,這些勞動力和現代技術相結合,將會給世界帶來什么樣的改變?1910年,有一位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的社會學教授羅斯,對中國部分城市作了大約6個月的考察,回國后于1911年出版了一本書叫《變化中的中國人》。在書的第一章,他就重新解釋了“黃禍”。過去,“黃禍”說的是中國人多,如果吃不飽,就要向西方涌動——即由人口的外遷而引起的“黃禍”。比如說古代的匈奴、蒙古人的向西移動,這叫“黃禍”。可羅斯是這么理解“黃禍”的:中國人如此眾多,比西方總和還要多;作為勞動力,他們又如此勤勞,如此便宜,如此聰明??一旦這些人和西方的技術結合起來,必然生產出大量的廉價商品,鋪滿全球。他認為,這才叫真正的“黃禍”。他還指出,這種狀況可能不是他們這兩代人的問題;因為這兩代人當中,中國不一定能具備向現代工業技術轉型的條件——諸如教育技能、政治統一等。但如果這些條件具備——他估計有可能是在本世紀末,這可能就要成為一個大的問題。到這時,西方工人能把自己的福利和工資降下來與中國工人競爭嗎?——這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

由此可見,對于中國崛起的憂慮在西方世界早就有過,而且一直就有,只是這種思考原來處于比較邊緣的 地位。

更進一步看,相比于之前500年間發生過的不同國家的崛起來說,中國崛起與之最大的差別,是中華文明的復興,可能是帶有自己“語言”的復興——這個語言,因為不同于西方世界的理論體系,會讓西方世界更感到震驚。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整個西方世界還是把中國崛起納入到西方整個話語里在言說。比如,從政治的角度,去年美國就在討論“修昔底德陷阱”。所謂“修昔底德陷阱”,說的簡單一點,就是說一個板塊上來了,另外一個板塊要維持原來的位置,那么,彼此的關系就必然是猜忌、防范、武力沖突;其結果,要么是兩敗俱傷,要么把老大趕下來,建立新的全球霸主地位。這套敘述方式完全符合西方2000多年的經驗,這個經驗從古希臘開始一直延續到宗教戰爭,最終,在歐洲形成了關于國際關系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而且,這個體系一直延續到現在的世界格局。那么,中國的崛起是不是要重新被納入到這個體系?在這個體系內部,與西方國家建立某種平衡?這很難講。

我們要看到,在這個體系的內部,表面上說的是主權國家平等,其實是有很大矛盾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一個基本架構,是在主權國家平等基礎上以君子結盟來達到均衡。但這里,又內含著什么樣的國家是主權國家,什么樣的國家是非主權國家,以及主權國家與非主權國家的不平等關系。在這個架構內部,只有宗主國才是主權國家,非宗主國就不是主權國家;很多談判,就因此可以不列入主權國家的平等談判。因此,主權國家的平等理論和主權國家與非主權國家的不平等理論,同時在這個體系內糾纏著。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我們在輸入國際法的時候,當時有很多中國學者已經感覺到這個問題了。中國崛起以后會不會帶來不一樣的格局?能不能不遵守這個結盟內部的對抗關系,并且適當克服實際的不平等格局?這樣的國際關系新型體系該怎么建設?中國能不能形成自己的一套話語來表達?這是一個全新的問題。

我們在提出“一帶一路”的大戰略之后,經歷了很多的努力,也創造了一些新的概念,比如“結伴不結盟”,其實就是對整個西方體系基本準則的重大修正;我們在國際關系上提出“平等互利合作共贏”,實際上也是希望建立一套我們自己的體系。現在很難說這樣一個新的體系能夠完全被接受,但至少,這樣一套語言是以文化自信應對西方已有的體系。

對于中國這樣有著延續性歷史的大國,話語的表述非常重要——這意味著,中華文明的復興能否改變整個西方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以來的內外關系,為世界格局帶來更加平等的中國方案。

言說的語言為什么那么困難

但從目前整體情況來看,雖然文明復興的物質力量不斷顯現,關于文明復興的話語重建,卻非常困難。為什么?

首先,我的判斷是我們現在還處于崛起的前夜,即還沒有完全完成趕超的目標。我們至今仍然是在崛起與復興的前夜來研究這個問題。因而,我們有點自信,但自信并不太多。

用亨廷頓的觀點來看,他認為非西方國家現代化發展要經過兩個階段。第一階段,西方化引領現代化;第二階段,去西方化,回歸本土化來引領現代化。兩階段交接的時機:一是該民族自身在第一階段的現代化進程中取得足夠的“民族自信”;同時,在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人際關系、社會心理發生重大變化而出現大量問題。因此,這兩大動力推動著整個民族“去西方化,回歸本土化”,實現新的民族認同。現在有諸多跡象表明,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似乎正在接近“兩階段”交替的臨界點。但是,當歐美人看到我們這個大塊頭正在崛起并感到威脅的時候,我們身在內部,也許很難感覺到如此數量龐大的人口與現代的技術結合生產出的產品覆蓋全球對世界產生的震撼。

這種自信不多,在國內的自由主義那里表現得特別明顯。我不說自由主義現在是錯了,而是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思潮已經明顯落伍,它有點跟不上中國復雜的進程,看不到中國和西方如今各自處在一個什么樣的位置上。因而,自由主義到今天還認為制約中國發展的根本原因是政治體制的落后,這個問題不解決,其認為中國不能完成現代國家建設。如果對中國崛起沒有一點自信,何談文明復興?

其次,這個問題和我們整個教育體系有關。近代以來,我們處于西方堅船利炮的入侵之中,中國的傳統武庫找不到應對來自于海上的、被工業化武裝起來的國家的入侵。“施夷長技以制夷”的夢想,隨著晚清五戰五敗而夢碎。在這種幾乎全面失敗的語境之下,我們得出結論是必須全盤學習。1905年科舉制度廢除和新式學校的建立,這件事情對中國未來的影響非常重大。從我們今天的視角看,廢科舉、建新學當然有它的必要;但同樣從今天的視角來看,廢除科舉,不僅僅是廢除了科舉的考試制度,而且是整個廢除了支撐科舉制度的經典——五經,在某種意義上,承載了過去我們民族的價值核心。廢科舉帶來的廢五經,儒家天地人的宇宙觀、世界觀以及人生觀等觀念逐漸衰微。隨著新式學校建立,西方的新的教育制度以及教育內容的輸入,整個西方知識分類體系全面取代了中國傳統知識分類體系。這場知識革命對中國近代而言,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

這種分類體系的變動影響是非常深遠的。過去我們的知識體系是按照“四書”分類,經史子集;西方的知識體系分類是按照科學原則來分類,自然科學是一類,社會領域能用科學來處理的叫社會科學,不能用科學處理的歷史學、宗教、文學、藝術,都歸到arts里面去,也就是人文學科,這是一級分類,然后二級三級分類。可以說,100多年來,我們通過整個的教育系統全面接受了西方的學科分類及它的專業知識,我們以此來實現我們民族復興的任務,但也以此為尺度來重新考量中國的現實經驗和中國的歷史經驗。從此以后,中國自身的歷史和中國自身的經驗都成為這種知識分類體系的研究對象及西方理論的分析對象,從此,中國的經驗大部分就被西方的理論和概念來定義。

當然,這其中不是沒有反抗。毛澤東可以說是中國第一個尊重中國自身經驗的人。他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的革命相結合。怎么結合?要調查研究。他認為,理論要為中國的實際服務。改革開放以來,教育界大趨勢的學科建設,全部是以西方的知識分類體系以及各學科背后的學理來看待中國的經驗與實踐。法學這樣看,政治學也是這樣看;而這些學科的學理背后浸潤著的是西方價值,潛移默化進入到一代一代知識分子的腦袋里去。在某種程度上,中國喪失了評價自己經驗的主動性。我們一直生活于這樣的話語體系里,即使不滿意西方話語的那些人,他也在西方話語里面,而且必須用這些話語來言說。我曾經把這種困境概括為兩句話:如果沒有西方的話語,我們已經無法表述;但是有了西方的話語,我們就胡亂的表述。我至今還認為這兩句話仍能概括我們要重建話語遭遇到的困境。

我參加過一些會,主題是講中國道路,中國模式,中國話語。與會的大部分學者都認為有中國道路這一說,也都認為要重建中國話語。但開著開著,英文就不由自主地冒出來了。大家不要小瞧這個細節。為什么在關鍵的一些詞語上,我們非得用西方的概念來表述呢?這就證明我們中國當代的理論話語還不足以表述那么精微的思想,它使得我們有時候不得不用西方語言來表達。

近些年來,為了走出這樣的困境,很多學者有著從傳統里面尋找思想資源的動力。但目前來看,尋找的大部分都是傳統的觀念——基本是以儒家為主的某些個概念,諸如和諧、大同、小康等等。尋找這些概念本身沒有錯,但這遠遠不夠。近年來的國學復興,大多重在觀念變遷,以觀念解釋觀念,隨意性太大。這些觀念即使在儒家經典里面,也比較飄飄蕩蕩,用這些概念去理解什么是中國儒家文化的核心,人人說的都不一樣,很難達成共識。國內一些具有民族主義情緒的知識分子熱衷于討論傳統文化中的“天下觀”與“朝貢體系”:這內含著擺脫“西方中心主義”敘事,重建“中國中心”敘事的強烈要求。但是,關于“天下-朝貢體系”的重新敘事,是否內含著民族自信之后的民族自傲之情,這需要警惕;至于此類重敘,能否被周邊國家所接受,那是更大的一個問題。

以制度研究重建話語體系——從政體到治體

我的建議是我們從制度研究落實對于中國話語的重建,要從制度角度入手研究當代中國的治理結構與傳統中國之間的內在聯系。制度的生命力比王朝更為強大,王朝有興衰,但制度是有沿有革。比如郡縣制貫穿百代、2000多年;科舉制1300多年且目前又有恢復的樣子;監察制、巡視制也例行2000多年,且巡視制在當代中國的反腐敗當中起到的作用有目共睹。我們要看到,制度,上和觀念有關;下,則是和整個中國版圖內的社會生活實際有關,所以制度的變動是比較緩慢的。故而,以制度的沿革為中心,上,要考察和制度相關的觀念變化;下,要考察與制度相關的社會經濟生活之變遷。

對于如何看這些制度,國內大致也有兩派。一派認為,經過了那么多的批判與革命,這些制度還延續到當代,那么就證明我們批判還不夠。2000多年的封建專制浩浩蕩蕩。這基本上是自由主義的意見。另外一種意見,我借用胡適的話——他也是自由主義大師,他說如果經過西方洗禮和滌蕩能夠繼續沿承下來的那些東西,就是中國的好東西。換句話說,凡是歷史上發生,且經過近代百年革命政黨的批判與否定仍傳到當代的制度——這些制度往往是名雖變,實未變,這就是我們要認真對待的傳統。凡歷史上發生,又在歷史流變的過程中消失的制度、學說、觀點等等,皆是“非”傳統。這些非傳統的唯一去處是博物館。

要研究這些制度,意味著我們研究的重點應從政體轉向治體——中國的政治學史其實向來無政體一說,重在治體;而西方則恰恰相反,重政體而輕治體。西方重政體的傳統源于古希臘,尤其是亞里士多德;中國以治體為核心的研究分治道、治術與治效,此一研究取向歷來是儒法合流。

事實上,政體之爭不僅是當代之困惑,也不僅是近代之困惑。對于中國政體之惑,肇始于利瑪竇,然后在我們民族的思維中糾纏了400年之久。進而形成了一個很難擺脫又難以言明的東西。在《中國札記》一書中,利瑪竇追問:中國是一個什么樣的政體?他的回答首先是“西方人從來沒有看到過”。接下來他試圖對這個問題進行回答:有皇帝,所以中國是一個君主政體;但中國事實上是由士大夫在執行整個治理,那么按照西方分類,中國又是一個貴族政體;可是中國的貴族并非來自世襲,而是源于科舉,那么中國又是一個民主政體。顯而易見,利瑪竇最終并未回答中國是個什么樣的政體,但他開啟了不知而強為知的先河。

如果我們擺脫用政體來理解我們的經驗,轉而以治理體系作為理解我們自身發展的重點,以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來做東西方比較,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治理體系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

中國史學敘述里面第一類就是正史,紀傳體,比如二十四史;第二類是編年體,以春秋和資治通鑒為主。第三類是事件體,第四類就是制度史,以唐代杜佑的《通典》為典型。我們今天,就要重返這個資源,看到古代制度的近代沿革,從當代治理的績效來重新評判;同時,我們也要看到今天信息化時代的快速流動,給我們的治理制度帶來的沖擊。我們要從這兒出發,梳理中國的內部治理和對外治理的話語。也許這樣的傳統并不是一無是處,也許這其中有能夠滿足當代國內關系與國際關系的一般理論和一般概念。

如果從治體的視角出發,我們要注意的是,就西方的治體而言,自西羅馬帝國崩潰,蠻族入侵建立了國家之后,那里由原始國家演變為封建國家,再演變為主權國家和民族-主權國家——但有一點沒有變,這些國家始終處于一種分崩離析的“戰國”狀態。因而他們所有的政體理論與治體——包括國際學說的敘事——均與這個“戰國”狀態有極大的關系。與之相較,中國今天是一個統一的國家,歷史上有分有合,但以合為主。我們的治理體系,總而言之是建立在一個以合為主的大一統的框架之內。這樣的傳統,使我相信,只要是中國的領導人,就不會將“替代美國霸權”作為未來中國的最高發展戰略。我也相信,中國領導人一貫主張的“不當頭”、“永不稱霸”,絕非一種掩護“崛起”與“擴張”的外交辭令,而是中國傳統智慧使然。在此問題上,東西方歷史觀之間確實存在極大的差異。

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央提出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在我看來,這個提法表明,延續了20多年的、圍繞著政體展開的無謂而有害的爭論被轉移到有效的關于治體的研究上。這將是一個重要的轉折。

(作者單位:華東理工大學社會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