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劍鋒

又一年,國家公務員考試大潮涌動。4000:1,這不是賭盤上的下注,而是聚焦在某些國家機關具體崗位的名額爭奪。千軍萬馬,在外面的人,鉚足了勁頭想殺將進去,而終于得償所愿進到里面的那些人,光景又如何?

“他們對我說,一流的大學生都在機關里,二流的大學生都在國企”,這番不無優越感的話,是兩年前參加國考時,用人單位面試官對竺克紹講的。采訪中,他將之復述一遍,然后說出自己的看法,“我覺得這是很不正常的。一流的人才要么從事科學研究,要么從事有創造性的工作,這樣的社會才是良性的。”

已經端上體制飯碗的竺克紹,援引唐太宗在午門上看士子們從科舉考場魚貫而出時自鳴得意的話——“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以此來比襯他們現時的處境。“你得放棄一些堅持,有時候會很痛苦”,他說。

如是觀感,不乏其人。“那是一塊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80后”檢察官肖凱康這樣形喻他眼中的“公務員”三個字。在體制內呆了幾年,他有一種擔心,即雖然自己熟悉和適應體制的能力增強了,但適應市場和社會機制的能力可能隨之衰弱。想要避免這種狀況,只有一條心呆在體制內。

這些曾被指“自私”、“唯我”的一代人,顯得都很乖。

里面的世界

對于年輕體制人而言,在骨感的現實面前,想法這個東西,是無所謂有,也無所謂無的。以竺克紹為例,他是國際關系專業出身,當年報考中央外事部委的相關職位,一個初衷是期待可以學有所用。可是上崗后,發現情形截然兩樣。作為一個普通科員,整天干的就是抄抄寫寫的事務。相形之下,他所懷有的“立志于做大事”的念頭未免有點不切實際。

“說實話,你進來后會發現自身的渺小。這個官僚機構太龐大了,個人的作用是非常微小的。”竺克紹用被上過一堂課的清醒語氣說,“很多人進來以后,就很苦悶很迷茫。”

竺克紹自以為接受過現代教育,就其價值觀而言,是有別于過去年代的體制人的。這也是他這一代年輕人所引以為豪又不無自負的地方。他所受過的教育,一上手就告訴他何謂權利,何謂公共利益,何謂民主與自由等樁樁件件。但在體制內存身,他又目睹到,那就是一個大染缸,純粹的東西是不存在的。此時他懷疑,年輕人對那個環境能帶去什么改變。

“我們這個機關文化力量是很大的,把每個不是螺絲釘的人都變成規規矩矩的螺絲釘,把棱角慢慢磨掉,四平八穩,人就變得平庸了。因為不鼓勵創新,會扼殺了創造力。”

礙于手里端著機關的飯碗,竺克紹沒有辦法舉出具體的事例來佐證。但他不諱言面對某些不民主、違反人性尊嚴或不符合時代潮流的事情的反感。他的一個發現是,在他們那個體系里,現代性和專業性一定程度上都是欠缺的,“說實話,我們現在還存在以前延安時期的做法,包括那種運動式的執法,是非常態性的。你看人家成熟的社會,誰搞這些?人家立法是很明確的,任何行為都是有法可依的。”

既使在創造力釋出空間不具備的時候,這些年輕人依然做不到不去“胡思亂想”。

“我爸希望我當到一定級別的領導,有一定的掌控權,再來做一些事情。可是像我們這個工作,我當了領導以后到底能決定什么呢?我也沒太明白。”

說話的魏思霏,是北京一個基層法院的法官。自進入法院工作,她就喜歡通過一個個具體案件觀察法律對于人的影響。剛進法院,最初被安排在信訪監察崗位上輪崗見習一個月,每天接待十來起上訪,見過當事雙方直接當著她的面打架。一些案件當事人不服判決,成了老上訪戶,天天到法院門口信訪喊話。用她的話說,看到了很多無恥的人,也看到很多無辜的人。

對于上法院信訪的現象,以及法院流行“為人民服務”的口號,她感到奇怪,“國外是沒有信訪這種東西的,國外就是上訴。只要最后一道程序處理完了,不服也得服。咱們國內用一種政府的方式來處理法院跟人民的關系”,以至當“為人民服務”高懸于頭頂,把一個法院體系弄得跟“服務性行業一樣”,“司法工作不僅要公平公正,還要實現良好社會效果。案子判完了,要雙方都滿意,還不能有人上訪鬧事。”

中國采用的是西方的大陸法系,嫁接的是中國式的辦事模式。對這一現象,魏說,“這個法律體系很復雜,給人帶來一種混亂”。

數年前南京的彭宇案,她關注過,認為那樣判是“法律只看證據,沒有證據證明那個人不是你撞倒的,只能這樣判 。可是這之后在中國誰還敢去扶人?”這個問題在她的主張中是可以妥善解決的,“在法律規定不變的前提下,可以通過司法解釋的方式來加強這類案件的判決指導,就是說我應該以什么標準來判斷。”

她想將這些觀察所得寫下來。但是所處的環境,又讓她有顧慮,怕寫出來的東西被人過度解讀,成為攻擊法院的話把兒。這一來,就觸及更深一層的意識,想法歸想法,對于中國的法治推進,她不表示太多興趣與動力,也不認為自己可以做太多事。她強調那需要機遇,而這種機遇可以說沒有。

外面的人想進去,里面的人往外走,也有反其道而行的異數。

“我進去就想了解一下經濟形勢,再觀察一下政府部門的運作情況,為民生和經濟調控盡點力量。你說我非要想怎么樣,那倒沒有。”

說這話的時候,馮建林已經不是體制人了。他是1972年生人,畢業于美國肯塔基大學,是食品科學博士和經濟學碩士。2002年,抱著“希望能做點正面事情”的想法,他通過公務員考試,成為國家發展改革委招入的第一位留美博士。

但是政府的崗位,可復制性強,前腳走,后面的人就可以填上。難有創造性可言。更由于價值觀上的差異,2007年冬天,他還是出走了。

在崗位上,他領略了中國官場上那套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和“打著科學主義的旗幟,做不科學的事情”的風氣。看到了吃吃喝喝往來酬酢。也體會到了文山會海如何地折磨人,“筋疲力盡”。更看到了經濟數據是怎么被“編制”,企業為了獲得政策可以將數據造假“好幾倍”。政府運行也缺乏透明度,僅公文就劃出普通、秘密、機密、絕秘好幾等,弄得很神秘。

辭職的時候,馮建林已官居消費處副處長。國家發改委素有“小國務院”之稱,在這個體系中,繼續奔前程謀升遷是沒有問題的。但他并不為之前的放棄可惜,“我想問問我們所有的部長,你的價值在哪里?不是說你做部長就等于你有價值,你的人生價值不是體現在你當了什么官。”

抱著“你不是什么官員,但你的社會價值也能體現”的念頭,回歸民間的馮建林,著手成立了一家咨詢機構。借助曾在發改委工作的經驗優勢,按國務院部委觀察經濟形勢、制定政策的思路與視角,他為各類金融機構、企業提供研究服務。同時以“第三方主體”的身份去關注、監督、點評一些公共政策的落實與改進。他們的意見,有時候能引起諸如央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等機關的注意,會主動上門購買報告。馮夢想將自己的機構打造成美國蘭德公司那樣的全球頂級智庫。他找到了在體制外的定位。

年過40,馮建林心態平和許多,對于那個他曾呆過的政府,他沒有說他們的“壞話”,“ 政府有政府的價值,這是整個社會所必須的。現在看他們也是不斷在努力調整。”

在什么山頭唱什么歌

對于多數年輕人來說,在體制里安身立命,就會有一個自我說服與調校的過程。

“你在什么地方,就得遵守什么樣的規矩。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游戲規則。”魏思霏說,“你不喜歡,也可以不來。現在大家都講自由選擇嘛。”

的確,實際工作中,她是看到了那么一些問題,但這并不妨礙她對于本系統的肯定和維護。舉例來說,這幾年偶爾發生法院給當事人發出夜間零點開庭的傳票,被人捅到網上,鬧出笑話。這在魏看來是個丟臉的錯誤,但她也有她的理解。他們法院每個法官平均每年結案數達300件,案子太多,業務太忙,想保證一點錯漏不出,“可能么?”她反問道,“我們當然會說不就是寫錯一個時間嘛。但當事人會咬著你不放,指責你法官工作不細心,這個那個的。”

這份工作也有它需要小心拿捏的地方。法院和公安系統一樣,有“老人”帶新人的傳統。魏思霏初進法院,“老人”會向她傳授經驗,告訴她在這種特殊機關,做事情要長個心眼,比如,怎么判案子更合適,某些處理方式得當與否,都有講究。特別是自從網絡自媒體時代來臨,他們平添了很多有形與無形的要求必須遵守,以免給集體名譽帶來不利影響。在她看來,這是必要的。

在什么山頭唱什么歌,這種對體制的認同感,在年輕人身上有相當基礎。

“有些現象是被誤導了。它的存在,并沒有那么可惡”。趙恒慕說,“你看美國、歐洲,也有國企。但是在他們那些國家,對國企的討論不像我們這么有針對性”。

大學畢業后,趙考入中國郵政集團總部。在國有企業何以會面臨那么多負面輿論的問題上,身在中央企業的趙恒慕這樣解答。去年10月,西安市發生一起七旬病重老人被抬進工商銀行修改賬戶密碼的事情,輿論大嘩,指責工行太牛氣。而這些年以來有關國進民退與民爭利的噓聲在經濟學界不絕于耳,國企儼然成為中國深入市場化改革的一重阻力。趙恒慕卻說,這是局部一點被媒體放大了的結果。

“每個行業不一樣,甚至每個人都不一樣。工行某些人服務態度不好,或者曝光出來一些問題,大家一瞬間覺得他們為什么這么牛?因為它是國企。國企都這樣么?就像這幾年整個輿論那么強地針對城管,城管都暴力執法?也不是。”

他所在的中國郵政體系,歷來也飽受詬病。他強調自己所在的中國郵政只有一部分業務是壟斷經營,而且是在找不到第二種替代辦法、無法放開市場化的情況下不得不行的自然壟斷。諸如信函業務,特別是涉及機要件業務,也只能由他們來做,不可能交給別的民企。而比之于別的完全靠壟斷資源做大的國企,他就認為這是兩回事兒。

至于國進民退,按他的邏輯,這也沒什么不好的。國企代表國家搞經營,進到哪個領域,背后都是國家,換言之即是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之所在,而且有些領域讓私營資本進入,他們也沒有能力承擔,“放得太開、太大確實不好。”

明了就里的人,見到這種對體制的曖昧取向,應該不會感到驚詫。用竺克紹的話說,成了體制人,“你自己要向現實有一些妥協”,“屁股決定腦袋”。實際上他也不隱瞞,他本人就在重新認識所處的體制。雖然他對機關里的染缸文化不無微辭,但慢慢也看出它存在即合理、有其實用性的另一面。

“你得接受它的規則,包括一些明規則和潛規則。這是一種體制的潤滑劑,能讓這個機器更加有效地運作起來。比如上下級,任何法律也沒有規定下級必須服從上級,但你要完成一件任務,真的是要有效領會領導的意圖。你領會不了,就做不了正確的事情”。他的體會,這里面有妙不可言的玄機,“你如果完全按規則來辦也不行。你要達到目的,規則有時候也要發生適度的扭曲。”

當他投身進去,發現那地方也不全一無是處。明顯的特點,是他們比一般學者更容易接觸到第一手材料,而這些東西是不為外人得見的。在其中,不僅長了見識,而且執行實務本身也提升了人的各種能力。他把這看作是一種儲備,資源的、能力的、視野的。如此一來,他也就不必對是否能有作為過于介懷,視角隨之發生了轉向。“不能說人都是現實主義,但沒辦法。人何必要去追求那些沉重的東西?”他說。

向仕途邁進

要問體制究竟給年輕人帶來了什么,答案的重合度會很高——那就是階層身份的變化。有人在通過公務員考試后甚至半開玩笑地宣稱,進了體制,就等于進入了上層社會。最起碼,身份上的光環可以幫助他們建立一個“有層級”的社交圈。

“對于我自己來說,我會有虛榮心。在政府機關工作,又是在北京,說出去特別有面子。”肖凱康解釋他之所以進入體制的成因,“如果一個企業每月給我一萬多,我可能也不去。回到老家,別人問你在哪里工作,你說在企業,人就覺得你特別不穩定,不踏實。”

北京的公務員隊伍,80%屬于普通科員。大多數年輕人是站在了同一條起跑線上。想在這個階層里地位更穩固,就得在競奔上游的潮流中不甘落后于人。肖凱康無時不在蓄積這方面的能力。

北京的公務員系統內,每年會有考核,從低到高分嘉獎、優秀、三等功、二等功和一等功幾個層次。肖曾拿過一次嘉獎一次優秀。家里人知道了,都為他開心,說他有出息。

在體制內發展,肖的一個感受,是人際關系無比微妙。尤其是在職稱、職務晉升上,周圍人的評價至關重要,通常最怕的就是被人說三道四。肖凱康就遇到過這類情形。他平時喜歡打籃球,中午飯點經常跑到單位院子里打一會兒。有領導就找他談話,說根據相關反映,他的工作態度不積極,老去打球,不務正業。肖確信這是有人看他不順眼,在背后告他的黑狀。這事讓他小心翼翼起來。

“反正謹言慎行吧,禍從口出。我們單位的年輕人就應該多看多聽多想多做,少說。尤其是老同志,自尊心超強的,可能你一句玩笑話,他就往心里去了,再想改變人家對你的看法就很難。”

要是在本單位晉升幾率不高,或者過慢,他們也可以選擇走捷徑。公務員系統內現在也是可以崗位競聘的。2009年通過國考,肖凱康最先得到的是另一個機關的職位,日常工作是受理行政審批,看看材料蓋蓋戳。不耐煩這類瑣碎事務,他轉而考入檢察院。而他身邊的一些同事朋友,在具備一定實力之后,也都在往上考,尋求擺脫基層崗位。去年,他就有兩個同學考進國家部委。肖自己也有往公務員金字塔頂端攀爬的想法。

“在國家部委級別提得快,你在基層可能干十年都拿不到一個副科,但在更高一級單位,可能不用特別努力,就能到正科。”進入體制內也有數年了,肖凱康現在是副科,而他同學甫一考入部委機關就已經是副科了。若是一直在本單位,他的預估是,“比較順利的話,我提正科要到2017年左右。”

單從謀職空間而言,奔頭雖有,但也是僧多粥少。

去年,魏思霏單位有兩位同事突然辭職了。這二位都是她認為絕對不可能辭職的人。因為都混得比她好。“我們自己的分析,是她們在去年院里的一次崗位競聘沒聘上,今年就走了。”

這種勢頭之下,魏思霏也是頗有壓力。她一直在賣力工作。大概也是這個原因,進法院后,庭長選她當內勤,負責部門之間的聯絡協調,部門內的后勤安排等事務。單位內都說這是“二庭長”,是地位高于一般同事的象征。

到現在為止她已經榮立過兩次三等功,2012年還提了助理審判員。按此趨勢,下一步,她的發展位階應該是副庭長。但這還只是模模糊糊的處于考慮之中。

與她同一批次進去的就有50多個新人,下一年還會有相當規模的新人進法院。年年進新人,升遷標準和競爭程度都在提高。此外,這項工作讓她感到太累,加班加點,沒有作息規律。最累的時候,因為要不停和各種人講話,有一段時間她失聲了,話都說不出來。又得了腰椎間盤突出,開庭時間一久,扛不住。她就有點猶豫要不要尋求往上發展,因為往上走事務會更繁重。

但是形勢比人強。在體制內的人都不傻,畢竟是辛苦擠進來的,清楚自己所處的崗位在別人眼里稱得上香餑餑。雖然苦點兒累點兒,這工作卻不知讓多少人稱羨。用竺克紹的話說, “這是中國社會的現實壓力”。而每一個體制人,都是這壓力的結果。

盡管竺克紹進了“保險箱”之后,并不保證他一個西部三線城市的娃能在一線城市買得起房子,但怎么說也得到了一份他所要的“安全生活”。且他又是一個內斂不具鋒芒的年輕人,這種性格在體制中也算一項優勢 。

進單位不久,竺克紹就被派到我駐境外機構掛職。依據體制慣例,掛職期滿回到原單位,一般會給予職位上的相應調整。對于未來圖景,他表現得有信心。

常態地看,焦慮也無時不有。只要想往前走,他就必須參與更高晉級的角逐。在這條路上,機會并不均等。對此他是清醒的,“也要有平常心。這里面有很多不可預見性的東西。你就要調整心態。”

年輕人朝此方向求索,在已經離開隊伍的馮建林那里是不對味口的。他提醒后來人能端正一下自己的觀念。“我覺得最好的動機是看重公務員的社會價值才去。應該擺正自己的心態去做事。你做好事情,能力在提升,你自然就有機會承擔更大的責任。”

隨大流的非主流

在與體制相磨合的過程中,是被徹底同化,還是求同存異,這是一個問題。

“現在習主席不是狠剎四風嘛。以前這肯定在各個機關都存在的。搞研究的,為了經費做課題,純粹就是一種應付。為了完成某項任務,你綜合一下材料,糊弄下領導,有什么意義呢?”在農業部直屬研究機構工作的王顯揚說。他所在的是一個司局級事業單位,屬于官方智囊機構。

王顯揚的追求,是期望通過自己的研究去促進和影響高層決策。但他們單位的研究偏好,更多著重和限于宏觀性的政策研究,“不深入,難接地氣”。這意味著他要達成預期,就必須擺脫機關單位人員那種例行公事式的研究風氣。有時候領導上也向王交辦任務,那既是他不感興趣的,也是他認為與“出發點”相背離的。

“我往往就拖,甚至不做,策略性地拒絕。讓你干那些瑣事雜事,你永遠也發揮不了。誰能看到你的價值呢?”

王顯揚要摒除那種窩在機關只看材料脫離一線的工作陋習,把目光放到最基層的農村。做課題研究時細到走村串戶,吃住在農家,盡量不打機關招牌。他以為唯有這樣才可以發現問題,掌握和積累質感的經驗。如此這般,每走一步,都像是在朝他的預期方向推進,“你可以把政策還沒有注意到的東西表達出來,通過內參遞上去。像農民補貼,起碼知道哪方面不合理,農村環境污染,知道該從哪些方面著手解決。”

王顯揚的估計,自己要正式走出來成為一名專家,恐怕得到四十多歲才行。得耐得住寂寞。而在這樣一個凡事都講速度和回報的物欲社會,他倒不感覺這種非主流的做法有什么不好。

“我個人覺得年輕人對事業應該有激情。”他的口吻,不像是在唆使人們自我麻痹,是極認真的,“你進體制,本身就是為國家運轉服務的。”

現實并不妨礙他們按自己的邏輯去設定行為框架。

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明白自己不可能成為國家的中流砥柱。“99.9%的人都沒有這個機會的”,方昭緒像從前的新青年那樣慷慨陳詞,“在現有體制下,你為這個社會哪怕出一點點微薄的力量,也值得。很多人講,它已經那樣了,不要進去了。如果說大家都不進去,那這個體制到底要交給什么樣的人?”

方昭緒是一所名牌大學的法學博士,深受學而優則仕的思想感召。現在在公安系統做研究工作。去年,上面下派警員到派出所掛職鍛煉,瞅準這個機會,方昭緒也爭取下到了基層。他想通過在下面的實際參與和積累,提升業務素養,以便日后建言獻策,“使不合理的情形變得更合理”。

下到基層兩個月,平均一周至少要上72小時班,加班加點是家常便飯。110出警、巡邏執勤、解決糾紛,都得負責。舞文弄墨的秀才,像在街頭從晚八點到清晨站崗這種事也要上手。這一沉下去,就看到問題不少。

2008年開始,中央政府推行大部制改革,公安系統隨后也想動作。領導讓方昭緒執筆起草一份調研報告,講講系統內推進此類改革的必要依據。他看到全國各省市公安機關內部的部門構成,一般都在30、40個,“實際上我們有很多部門都是可以合并的,在現行體制下,要一步一步試著去改進”。報告出來后,不久鐵路公安業務就被歸并到了地方公安系統。雖然不能確認這是基于他的報告所致,但方認為這就是體制提供給他的施展空間和機會。

方做的事,具體可觸摸。有時候,他甚至想去當管片兒民警,有志于將轄區建成最安全的模范社區。通過研究和實踐結合,使各類案件不再發生。這是基于他對自我能力的認知。他說他想去改變也確信可以改變的,就是這些了。

身為一枚螺絲釘的方,在實際工作中的確見到不少訪民上訪的情形,也同情他們,甚至不否認體制自身有缺陷。但他在說這些話的時候,語氣謹慎閃躲,有一種不愿過多暴露自己內心想法的情態。

“我不屬于激進派。我也贊成一些改革。但是我不贊成采取激烈的方式。”

力所能及地做點事,也是整天奔忙于各種案件的年輕法官魏思霏的態度。她也聲稱,將做好手上這份工作。問她何謂做好?她說她保證會“公平、公正”地判案,“法律怎么定,我就怎么判。”

問題是,司法系統的腐敗這些年不鮮見,她這種表態也許會讓人視作不切實際的信口一說。我以為她還沒有達到徇私枉法的級別和資歷,但她立刻否認了這一點。

“其實我真的是可以決定的。”坐在人聲嘈雜的餐廳里,她一邊吃著蔬菜沙拉,一邊坦率地揭示自己具備便利去操縱判決的事實,“我判的案子,我怎么決定不了啊?大不了判完了讓上級法院發回就完了。”

至于上面會不會追查下來,她說,“不會,沒有人會管你。”

她肯定,一切就從良心出發。

年輕人這種自我確位,在稍微年長一點的“前輩”馮建林看來,值得贊許。

“當無數人都把自己份內的事情管好,那就對了。一個好的體制,是多數人努力的結果。”他的意思,這是一個從量到質的變革,“只要是你認認真真做事,你認為做的事是有價值的,那就是好的。”(除馮建林外,其他主人公皆用化名)

?? ? ? ? (作者系本刊特約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