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邢婷婷 /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

 

命理信仰以陰陽五行為基礎,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一直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它滲透于老百姓婚喪嫁娶,浸潤于砍柴擔水、一蔬一飯,參與塑造了人們日用而不知的價值觀念。近代以來,科學和理性成為主流意識形態,與它相左的觀念都漸次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壤。在中國,經歷了科學與理性的洗禮,包括命理信仰在內的所有與科學主義相背離的事物,都被貼上了“封建迷信”的標簽遭到徹底地揚棄和批判。

但時至今日,命理信仰在社會轉型的過程中卻開始呈現出復興的跡象,并迅速傳播。這種愈演愈烈的趨勢通過三個方面表現出來。首先,人群覆蓋面廣。在今天的中國社會,接觸命理信仰的人,并不是我們一般所認為的文化程度低、科學素養不夠的人群,他們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在經濟和社會地位上也并不處于邊緣地位。其次,命理信仰的內容多樣化,體現出了兼容并蓄的特征。既有以五行八字為基礎的中國傳統命理學的復蘇,也有占星術、塔羅牌等西洋命理學的介入。再次,傳播途徑多元化,一方面,互聯網成為命理學知識傳播的主要渠道之一;另一方面,網絡算命的數量急劇增加、形式多樣化,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線上、線下互動并行的局面。

為什么長期被視為“旁門左道”的命運觀念在今天又悄然流行起來?它在人群當中是以何種形態呈現出來的?為什么從小接受正統教育并且具備相當科學素養的青年人會成為命運觀念的“粉絲”?這反映了當代青年的何種社會心態?這將是本文所集中關注的問題。

 

命理信仰在當代中國的不同形態

 

與命理信仰相關的各種現象在人群當中并非勻質分布,也不是鐵板一塊。它更像是一個江湖,分布的狀態呈現出一定的層次,折射出深淺不一的介入程度,也展現出人們形態各異的精神需求。在命理信仰的方式和內容上面,呈現出一種“古今中外、兼容并蓄”的特征:來自于中國傳統文化的五行八字、七政四余等,和從異文化傳入中國的占星術、塔羅占卜等,一同流行于今天中國的命理江湖,得到了青年人的青睞。

(一)星座文化

命理信仰最淺的一層,是在青年人當中普遍流行的星座文化。這套星座話語以西方占星術中的12星座為主體,整合了占星術當中的多種符號語言,用來描述人的運勢,并分析人們在不同的運勢之下,在工作、金錢、感情、人際關系等問題上會呈現出怎樣的走勢。

星座文化的首要特征是流行范圍較廣。例如,以“星座”為標簽的流量IP同道大叔聚集了1300多萬粉絲,在微博上積累了123.8億閱讀量,同名微信公眾號所發布的文章常常成為“10萬+”熱文。此外,程度淺與范圍廣相映成趣。青年人雖然熟練運用這一套符號話語,但是他們并不深究背后的知識體系,也不是必然將星座運勢作為行事的依據。在他們看來,星座文化對于當代青年人而言更多是一種社交方式。

星座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不自覺地扮演了心理暗示或者心理疏導的作用。有年輕人表示,當自己情緒低沉的時候,有星座“背鍋”心理上會好受一些。比如青年人常說的一句:“水逆,水逆,諸事不宜”,就是指水星逆行期間,不利于溝通交流,可能會由于粗疏而引發失誤,任何過錯都可以歸因于此。

事實上,青年人在討論星座時,并沒有將落腳點放在對現實生活是否能夠給予嚴肅的指導,并不在乎它是否正確或有效,而是有趣與否、好玩與否。他們認為拒絕談論星座話題并非明智之舉,但對于過度“拿星座說事”也并不贊同。

星座文化在當下青年人當中的流行是一個不應否認的事實,它目前呈現出彌散式的傳播特點——沒有形成具有凝聚力的內核,也沒有與主流文化價值觀出現沖突或者相左的地方,它散落地存在于部分青年人的日常生活當中,不會形成將人們凝聚起來進而形成整合的趨勢。從某種程度上來講,星座的流行與命理信仰的聯系并不深刻,還上升不到精神信仰的高度,只是一種青年文化。但是通過長期的觀察,我們發現,星座文化恰恰是一部分人走向命理信仰縱深處的切入點。

 

(二)占卜術

在命理信仰的譜系圖當中,占卜術運用一套知識體系進行分析和預測。人們在接觸占卜術的時候,通常都有明確的預測訴求,都希望能夠解決某個問題,至少對問題的解決提供指引和建議。

在實施占卜術的方式和手段上,五行八字和西方現代占星是流行程度最高的兩種,這兩種方式都擅長從整體上把握某個人的命理格局,也能夠捕捉運勢走向的脈絡,用行話來說,可以“看格局”,也可以“看大運流年”。除了這兩種以外,塔羅占卜也較為常見,它與前兩者運行原理不同,因而只能針對某個具體的事件或者問題發問,常用來“占事”。另外,梅花易數也零星可見。

盡管人們在接觸占卜術的時候原因和出發點各異,但是最大的共性是他們求助于占卜術的直接動機都與日常生活密切相關。感情生活、親密關系、職業發展、親子關系、遷徙與定居、住房、生育、深造、財產,這些現實問題頻繁出現在占卜術的求助當中,而占卜的目的都是希望能夠突破瓶頸、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我們可以將求助于占卜術的問題大致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問事”,即預測某一具體事件的結果或者給出的建議。第二類是稱作“看運”,即對一個人的運勢、格局進行全局性的梳理和把握,來分析人的個性特征和命運走勢。此類問題的比例遠高于前一類。

中國有句俗話叫做“窮算命、富燒香”,一般去占卜的人往往都處于心理上或現實中的劣勢。在社會的變遷與發展進程中,面對日益復雜的現實生活,個體對于利弊得失一時衡量不清、自身感受與外界期待發生沖突,因此產生了不確定性和無助感,造成了個體的焦慮,占卜則為青年人的選擇和決定提供了支持的依據。例如,職場上人際關系經常出現打壓、戀愛受挫、性騷擾等問題。一位手里經歷過3000多個案例的年輕占卜師通過八字命理發現了癥結所在:“這表示月令有個強大而無法化解的忌神,這種情況下我一般鼓勵對方,要堅持,十年一個大運,總有陽光到來的時候,沒有人走一輩子背運。”

 

(三)命理研習

命理研習在青年人的命理信仰中處于人數最少、層次最深的一層。原因也是為了解決精神上的焦慮、迷茫,尋求意義的支點。不同的是,研習命理的人則是希望通過學習整個知識體系,自己能夠掌握背后的原理,在知其然的基礎上還能知其所以然。盡管人們在系統研習命理的初衷有很大的相似性,但是隨著學習的不斷深入、加之不同個體社會閱歷的差別,會產生出不同的態度取向。下面我們通過三個田野故事來展示命理研習中三種不同的態度取向。

一是放下命理。小坤接觸命理是從占卜術開始的,從小到大一路優秀的他,大學畢業之后很長一段時間工作上一直沒有起色,他生怕一生就這樣碌碌無為地走下去。他先后找了占星師和八字師父分別看星盤和大運,二人對其行運的陳述基本一致——小坤在中年以后才會起運,年輕時會經受挫折,但是在格局判斷、如何突破的建議上卻是大相徑庭。他分析認為,這是由于占星師和八字師父個人的閱歷和價值觀不同。因此,他決定系統地學習命理知識。經過幾年斷斷續續地自學,有了一定基礎之后,他拜師深入學習了八字命理。按照他自己的說法,他目前精研八字命理,對西方現代占星也有深入了解。在他看來,“在學習命理知識的時候,自己的閱歷也在增加、環境也在改變,自己的認識能力和判斷力也在不斷提高,對于命理具體的態度對我影響不是太大了。關鍵還是一個成長的過程吧,也可能是我自己成長了,也可能是命理知識幫助我成長了”。

二是順從命運。小薩長期研究七政四余(中國古典占星術),她不幫人算命,但是經常會用命理知識分析熱點事件、點評熱點人物。她相信命運是既定的,研究和學習命理知識是為了讓個體了解自己的命運。她認為每個人的命運都是在出生之時便寫好的劇本,個體所要做的只是按照劇本完成表演的任務,運至則行、運停即止,體現出宿命論的特征。

三是扼住命運的咽喉。小遠最早接觸命理知識時并不是出于“命運的求索”,而是被學校BBS論壇上相關討論所吸引。他一開始覺得有趣,但很快發現論壇上的發言和討論太粗疏,于是自己開始系統學習,深入研究了塔羅牌。有很長一段時間,他遇事即起卦,事先了解一下順利與否、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一度到了非常依賴的地步。當他離開學校,在社會上摸爬滾打一段時間之后,發現預測對解決問題并沒有多大的幫助,而問題的解決主要還是需要依靠個人的努力。

青年人希望通過對命理的研究和學習,能夠更加深入了解自身及其所處的環境。他們在思考和探究的問題是:命運是否具有某種外部性?如果有的話,作為個體需要如何應對?人們探索的結果各有差異,無論是放下命理、順從命運,還是扼住命運的咽喉,這都是當代青年人對自我、社會和人生的探索和思考,是他們在精神層面對社會變遷的一種回應。

 

命理信仰復蘇的宏觀背景

 

命理信仰的復蘇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密不可分。在過去40年里,中國不斷深入地參與到全球化的過程當中,成為世界市場的一份子。這一過程中,社會在飛速發展的同時經歷了斷裂式的轉型,這使得人們在一個較短的時間段里密集感受到了劇烈的變化,原有的穩固的、可供依賴的制度結構的重要性逐漸下降,既有的經驗處于失焦的狀態,這構成了命理信仰復蘇的宏觀背景。

(一)個體的“脫嵌”狀態

“流動”是解釋中國近40年來發展歷程的一個重要詞匯。一方面,在技術推動下的全球化時代,資源的全球性流動使人類擺脫了時空限制,勞動力地理分布的變化、工作范式的轉型,都體現出了流動的狀態;另一方面,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之后,隨著經濟的騰飛,大規模的社會流動成為今日區別于往昔的重要特征,這種流動既有空間上的遷徙、也有階層上的變遷。全社會對于流動的接受程度越來越高、流動機會逐漸增多、流動渠道日漸通暢,千千萬萬的個體或主動或被動地卷入了社會流動的滾滾洪流之中,成為時代的縮影。

這種流動給個人帶來的影響是雙向的,個人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流動的自主性,選擇的空間增大、機會增多。但是,在流動的進程中,個體從故鄉到他鄉,制度的藩籬、文化的隔膜、認同的區隔,這些都會給個體的身份認同帶來種種困難,造成碎片化的傾向。例如,學者新生代農民工在社會流動過程中,一方面不再保有農村社會的價值觀和文化認同,脫嵌于鄉村社會;另一方面,他們難以在城市獲得穩定的結構位置和制度接納,也難以融入城市化的生活方式當中,脫嵌于城市生活。這種“雙重脫嵌”也是當前中國青年在流動過程中所面臨的一個普遍的問題。在“脫嵌”的情境中,個體主義傾向日趨明顯,權威在指導個體行為和選擇的作用下降,既有的經驗體系對青年人面臨的種種新情況的解釋力和參考價值都出現了局限性,個體時常面臨著找不到認同感、意義缺失的境遇。

在這種情況下,命理信仰在青年人當中的興起可以看作是在“脫嵌”狀態下解決個體的歸屬和意義感的一種嘗試。面對社會生活的劇烈變遷,主流話語體系對個體的遭遇解釋乏力,他們想要找到一種方式,來回答“我是誰”、“發生了什么”、“我應該如何理解/應對這一切”等問題,于是他們吸納了命理信仰的符號要素和解釋框架,獲取主流價值體系尚且難以提供的文化資本,應對個體面臨的困境。

 

(二)時間效率化和線性進步觀制造的焦慮情緒

在今天,時間效率化,即單位時間內的產出是衡量一個社會的價值的重要指標。從全社會的層面來講,在觀念上認同又快又好、以快為先,步調慢意味著效率低,在一定程度上被視作不道德,在固定的時間段內必須有所斬獲,否則會被視為沒有競爭力、是能力低下的表現。這種社會氛圍給青年人的觀念和行為框定了一種“理想模型”——“快速獲得”成為個人行動準則和行動的首要目標。但并不是每個人都能夠跟上社會大環境的時間節奏,有些人所處的行業在從業前期都處于漫長的積累階段;有些人本身對外部環境不敏感,無法快速捕捉到最新的發展機遇,這使他們承受了時間效率化所帶來的巨大壓力,造成了個體的焦慮、無助、迷茫等情緒。

與時間效率化相伴生的現象是線性進步觀。線性進步觀的主要表現有兩方面:一方面,人們發展的方向和道路是同一的,不同個體只是分布在發展道路的不同節點;另一方面,進步的方向猶如臺階,人們拾階而上,但必須不斷向上。在線性進步觀的影響之下,各種成功學應運而生,告訴人們要約束自我、不斷進取、努力向上。“穩定”不再被認為是優點或優勢,它更大程度上意味著無趣、呆板、膽小而缺乏冒險精神,不具備應變的能力。為了適應線性進步觀,人們需要具備若干知識、技能、判斷力,以備不時之需、應對各種突如其來的變化和機遇。

在時間效率化和線性進步觀的交織作用之下,個體被卷入到巨大的洪流之中,難以對結構產生整體的、宏觀的認識,每個人都像加入到一場錦標賽當中,信任/懷疑、安全/風險的平衡被打破。個體的意義坐標體系遭到了破壞,他們為了應對和抵擋各種不確定性,把尋求問題的方向重新指向了命運。在這種情況下,“命運”提供的解決問題的思路可分為兩類:一是提供精神安撫和心理建設的資源,化解焦慮,成為個體意義系統的“工具箱”;二是解構比較,幫助個體認識到人與人之間的差異,肯定差異和個體的價值,從而為由線性進步觀所帶來的生存性焦慮提供“緩沖閥”。

人們順利的時候往往喜歡歸功于自己的努力,而在不順利的時候往往傾向于講訴諸神佛命運。從社會的角度來講,命理信仰的復蘇和一定程度上的流行,反映了一種對現狀缺乏把握的心態,同時又懼于未來的不確定性,缺乏信心和掌控能力。青年人思考和談論命運,從根本上來講是在處理個體化與公共性的矛盾。在現代社會,個體的價值和自主性得到了高度的尊重,但是個體必須嵌入在公共性中才能實現其意義。命理信仰的解釋性是針對個體的,但又通過這種解釋將個體嵌入在社會的整體當中進行理解。對個體而言,他們通過命理信仰,在動態變化的區隔中尋找定位,給自己的境遇尋找意義的支撐;這并不意味著意義的共同體是缺位的,而是隨著社會的不斷變遷,出現了整全的意義體系所覆蓋不了的方面。命理信仰的本質是通過個體化的表達來尋求公共性的建構。

 

命理信仰與科學觀念

 

在廣大青年人當中,命理信仰的出現和興起并不代表著科學觀念地位的下降,因為在他們看來,這是兩條道路,解決的是兩種問題。當代青年是在科學主義的教育和熏陶下成長起來的一代,依據精確、實證以及嚴密的邏輯而建立起來的現代科學體系,在揭示自然規律、拓展人類所面對的世界之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也成為當代青年認識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根本依據。科學的觀念和思維仍是這一代人最主流的意識形態,這一點毋庸置疑、也不會改變。命理信仰所提供的主要是對青年人遇到的境況、做出的選擇、面對的困難提供解釋,為人的行動提供意義支持,以及對當下的境遇和困難提供文化解釋。換言之,科學關注的焦點并不在于何為權威,而是何為有效,其具有碎片化的特征,注重解決個體的困難的有效性。正因如此,它無法成為整全的意義體系,只能夠滿足個體的意義解釋而無法提供社會性的價值規范。

命理信仰的復蘇并不必然導致與主流價值觀針鋒相對的狀況,大眾只是通過這樣一種方式尋找新的解釋路徑,它必然將長期處于一種隱蔽的、非主流的地位。但這并不是說,它在當下社會就不存在消極影響。需要注意的是,要防止青年人太相信命運的解釋而成為宿命論者,會降低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發揮。因而,我們要做的是,厘清它與主流價值觀之間的關系、確立一個合適的定位,使它一方面能夠發揮對社會有益的、積極的一面,同時又可以限制它神秘主義的一面,防止在大眾心態上產生虛無主義的取向,防止其過度發展對主流價值觀形成抵觸甚至消解的作用。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19年4月刊,內容有編刪)